逸佚居

雙方再度交鋒。阿達爾穆斯林這廂新到一批援軍，有騎兵五百、步兵三千，領兵將領為振奮士氣，一馬當先帶頭衝陣，連他在內近五百名穆斯林在葡軍的砲火與長矛 (pike) 之下陣亡，卻也衝開了一個缺口，葡軍一度危急──僥天之倖，葡萄牙人不慎引爆軍前一堆彈藥，炸死兩人、燒傷六人；爆炸威力十分驚人，卻將原本湧入缺口的敵方騎兵給嚇退了。在「 聖雅各！ 」的殺聲中葡軍再度發起反擊，追殺敵軍直有半里格 ( 約三公里 ) 遠。

明將亡時湖北也已守不住，老公病危，岑太太美救英雄，把愛人綁在背上免得礙手，馬上揮舞雙刀，五百人馳馬衝陣而出；在突圍時就用上了四十九矢連機弩，將追兵給一一射倒，逃出生天。可見茅元儀說諸葛弩騎兵可用，不是虛言；儘管這裡提到的連弩竟然是四十九矢連發，恐怕尺寸要大上幾號。   

鄂圖曼土耳其在印度洋最驚人的軍事冒險才要展開。1581年，以摩卡為基地的船長米爾‧阿里‧貝(Mir Ali Beg)帶領著僅僅三艘船洗劫了馬斯開特；葡萄牙人驚訝其神速，說在「僅僅一張眼、一閉眼之間，他窮困潦倒的進來，家財萬貫的離開」。印度洋東端的機會不再，1586年，在東非沿岸穆斯林聲勢高漲的情況下，鄂圖曼的葉門當局也將腦筋動到東非；米爾‧阿里‧貝再度狂野出擊，他只帶了一條輕划槳艦(galiot)，簡直沒幾條火砲，外加八十名船員，竟然一路幾近無損(他也沒甚麼可以損失的)俘獲葡萄牙船隻，幾乎從無到有組成了兩打艦艇的艦隊。

伊斯坎達爾(Iskandar)，即亞歷山大(Alexander)之意；在馬來人的歷史傳統中，亞歷山大(Iskandar Dzul Karnain, Alexander the great)的三個兒子分別繼承了三個帝國的統治，其一是西方的羅馬(Rum，實際上指的是伊斯坦堡的鄂圖曼土耳其)，其次是東方的中國，而老三則統治了柔佛。看來這征服者後裔的稱號要被亞齊給奪去，假如伊斯坎達爾能消滅掉麻六甲的葡萄牙人的話。

奢安之亂這個稱呼掩蓋了「叛亂者」的特殊性質。明代的土司制度，泛指的是透過授予少數民族君長中原王朝的職銜，以此將其納入一統天下世界觀的分類範疇中，實則很少觸及少數民族內部政治結構的更動，明廷對此也不甚了然。朱明王朝面對的並不是單純的、地方大員的「叛亂」；與其對陣的其實是有組織、有來歷、軍事強勁且在語言、文字、歷史、族群上自成一格的國家聯盟──明代的水西、永寧，以及烏撒、烏蒙、東川、鎮雄、沾益、安順、普安等地的土司政權，其實都源於彝族六祖，而後發展為九大君長國。

李氏朝鮮開國之祖的李成桂，本身就是射片箭的一把好手：「太祖(李成桂)至也頓村，李原景來挑戰。原景卽吾魯帖木兒。俄而棄甲再拜曰：『吾先，本高麗人，願爲臣僕。』率三百餘戶來降。其酋高安慰猶據城不降，我師圍之。時太祖不御弓矢，取從者弓，用片箭射之，凡七十餘發，皆正中其面，城中奪氣。安慰不能支，棄妻孥，縋城夜遁。」 能七十多發全射在臉上(這裡的其應非單指一人，否則太過不可思議)，準頭實在驚人。

秦良玉戎裝的風采：「是日行至曹莊，遇馬門秦氏。體甚肥大，網巾、靴子、袍帶一依男子。能文墨，熟兵书。馬上用八十斤雙劍，年可三十五六許。吹角打鼓，乘轎而氣勢頗壯。厥夫馬姓云已死，厥子年十六，其母姊兄弟并領各隊。凡女兵四十餘名，着戰笠，穿戰服，黑靴红衣，跨馬馳突，不啻男子驍健者。…」

一般說到日本戰國時代的作戰編制，典型的提法是以千人左右的「備」為基本單位，其下再依兵科(兵器編裝)分為數十人為一組的鐵砲組、弓組、長柄組、騎馬隊等等；各組由鐵砲足輕、弓足輕、長柄足輕組成，分別持用鐵砲、弓、長柄槍。這樣的概觀言而未明的是相對於武士，足輕在戰場上的抬頭，隱而未言的是足輕作為武士階層的一份子被固化於階級中的過程──在西方早期近代的歷史脈絡中，火繩槍之所以具有革命性，是因為它使得騎士的地位受到平民小老百姓的挑戰 ，從而削弱了小封建領主的勢力，為專制主義(或譯絕對主義)國家的誕生奠定基礎，從而產生歐洲的近代。如果此說成立，那麼同樣的火繩槍卻沒有在日本引起一樣的轉化，結果產生的卻是以(仍未脫領主封建的)幕藩體制為基礎的近代日本，產生兩者間差異的緣由頗耐人尋味。

在爪哇人的傳統中，一個人如果遭受侮辱，他可以選擇拔出蛇形劍(kris)，瘋狂追砍每一個遇到的人，直到遭人反擊而被擊殺斷氣；這是一種體面榮譽的死法。在戰陣上，起誓的狂戰士一樣視死如歸，藉助酒精與鴉片等麻醉品，典型的戰術(如果還稱得上是戰術的話)就是義無反顧不要命的發動自殺式衝鋒。這種衝鋒有時候威力巨大──1624年，蘇丹阿貢圍攻馬都拉島期間，據說多達五萬人的馬塔蘭大軍就被馬都拉人的死亡衝鋒擊潰，陣亡近六千人，而進行衝鋒的只不過是二千名馬都拉戰士。

只有社會最底層走投無路的人才會應徵VOC的士兵或水手職缺；他們當中絕大部分都是先欠著一屁股債上船的──介紹求職者給公司的掮客要求一大筆仲介費，通常是150盾。比較起來，VOC士兵一個月的薪資不過9盾，水手也才11盾，而荷蘭本地的普通工人年收入至少在200~250盾之間；士兵的收入甚至比不上某些行會的救濟金：外科醫生、金匠、銀匠、葡萄酒代理商等行會，給患病或失業的「低收入戶」行會成員每月補助12盾(每周3盾)。薪資已經夠不理想了，士兵和水手還得自掏腰包向公司購買衣著與武器──儘管歐洲士兵的薪資是東印度土著士兵的兩倍，但實際收入往往比他們的同行還要低！這番精打細算也變成支持公司雇傭更多歐洲人的理由。

西班牙人的兵力損失更是驚人，估計陣亡人數少則12,000，多達80,000人，即便是比較持平的估計也在40,000人左右。攻方火力之猛，使得掩護城牆的沙坡更像是槍砲子堆疊起來的鉛鐵丘。死屍之多，使得防禦者堆疊起戰友的骸骨頭顱充當臨時工事；而外科醫生則乘機把死人脂肪刮下攢足，運到城外出售──據說人脂是種療傷聖藥。圍城戰整整持續了三年、三個月、三天又三小時，比起攻城戰役(siege)更算得上是一場戰爭(war)了；但在西班牙人自身的評價中，自從斯賓諾拉接掌攻防戰以來，攻城的速度還算是「飛速進展」(“progressing very quickly”)。

李光地同施琅談起天下英雄，曾有如下對話：「問施尊侯(即施琅)，其生平所見人物有奇士否？曰：『滿洲開國老將，或有能者，不及見矣。今日殊少，漢人亦少也。…』 固問之，曰：『甯鄭國姓即成功也？剛果有治辨。次之得吾糟粕者，其劉國軒乎。吾為總兵時，彼為千總，吾即識其為佳士。』」

假設一支部隊有兵萬人，馬三步七 ( 明末常見的比例 ) ，那麼這支部隊每日消耗掉的 600 石糧秣當中，米糧是 150 石、草料則為 450 石，牲口的消耗就占了四分之三以上。一個月就要消耗掉糧秣 18,000 石，需要牛車 6,000~1,500 輛，或者騾車 1,500~360 輛，或者人力車 9,000~3,600 輛，或者運夫 60,000~45,000 人、或者騾、馬 12,000 匹、或者驢 18,000 頭、或者駱駝 12,000~6,000 峰來載運。        相對的，如果後勤提供的不是糧秣而是銀錢，負擔會大幅度減低 ── 以部隊萬人、馬三步七，步兵月餉銀一兩、騎兵月餉二兩計，一個月得支付士兵萬人 16,000 兩白銀。而一匹馬可以駝載白銀五六百兩， 16,000 兩白銀， 32 匹馱馬、百餘人護送足矣。

由於威尼斯主帥德爾菲諾(Guiseppe Delfino)事前下令全艦隊下錨，待土耳其船艦全數通過後再從後追擊，連旗艦在內聽令錨泊的八艘船(4艘帆艦，2艘重划槳艦，2艘划槳艦)這下被十倍敵軍圍攻──假使我們相信德爾菲諾的記述，實際上幾乎是土耳其全艦隊圍攻他一艘旗艦。土耳其人先是四面肉搏，登艦不成，繼之以不間斷的大小砲火；德爾菲諾的旗艦被打的體無完膚，沒有半根桅檣帆索是完好無損的，船身吃水線附近甚至也被打穿一個大洞，緊急搶修下才暫時止漏，差點沉沒。在腦力、體力耗盡，看來再無餘力應對土耳其艦隊的進攻後，冒著擱淺的危險，德爾菲諾下令斬斷錨纜隨風逐流，讓上帝決定他們的生死。

如雷貫耳的一代文豪，《唐吉訶德》的作者賽凡提斯。他被俘之後在阿爾及爾當了五年奴隸，四度率領眾人逃亡；而他的領導能力進一步坐實奴隸主的猜想：那是不可多得的人力資本，得好好撈他一大筆。賽凡提斯曾參與勒班多(Lapento)會戰，表現英勇還少去一條胳臂，上級給他寫的保舉信這下落在奴隸主手裡，自然把他當要人伺候，拿要人的標準要他一大筆贖金。賽凡提斯硬氣，每次脫逃失敗他都一人承擔所有罪過；奴隸主懾服於他的正氣凜然，這到處鼓動奴隸叛變的人才未免危險，非嚴嚴實實鎖著看管簡直睡不著。據說他不希罕錢，但賽凡提斯終究還是讓錢給贖回了自由。